译文
关东的诸州郡将领,都起兵讨伐董卓及其党羽这些残暴的人。
本来期望各路将领在孟津会合,同心讨伐长安董卓。
结果各有打算,力不齐一,互相观望,谁也不肯率先前进。
权势、财利引起了诸路军的争夺,随后各路军队之间就自相残杀起来。
袁术在淮南称帝号,袁绍谋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玺。
战士常年征战,铠甲上生满了虮虱,百姓也因此死伤无数。
累累白骨曝露于荒野之地无人收埋,方圆千里都没有人烟,听不到鸡鸣。
一百个老百姓当中只有一人能活,想到这里不免让人肝肠寸断。
注释
关东:函谷关(今河南灵
公元189年(东汉中平六年),曹操独自引领三千人马在荥阳迎战了董卓部将徐荣,战败。不久,讨伐董卓的联军由于各自的争势夺利,四分五裂,互相残杀起来,其中主要的就有袁绍、韩馥、公孙瓒等部,从此开始了汉末的军阀混战。此诗即是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
《蒿里行》是一首五言古诗。此诗借乐府旧题写时事,内容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堪称“汉末实录”的“诗史”。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他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现出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显露出诗人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呈现出曹操独特的诗风。
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